令什么时候回上海的？
联络早在淞沪抗战前就断了，祝贺阿令考上大学的信迟迟没回应，蒲郁以为她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现在看来，是再也不会来找自己。
清闲的午后，蒲郁拨通报馆公开的电话，装作仰慕笔者的进步学生，轻而易举拿到了施如令的收信地址。
“施高塔路十一号。”
蒲郁怔然不语，电话那边“喂”了几声，断线。
施高塔路十一号是内山书店，由日本侨民内山夫妇创办，因治外法权得以出售政府查禁的“进步书籍”，鲁迅及许多左-翼作家常常光顾。自然，是情报站重点监控的地方之一。
蒲郁还是去了，离书店还有一段距离就让车夫落了脚。该怎么去见阿令？她想了好几种办法，最终决定堂堂正正地出现。
“你好，请问施如令在这儿吗？”
书店前堂不大，两壁全是书，几乎要碰到天花板，澄黄的灯盏将屋子照得暖烘烘的。也不知眼前的是店员还是客人，蒲郁被他打量片刻，听他朝里屋唤道：“许先生！”
出来的是位女士，三十余岁，看上去是很柔和的。她向对年轻的学生那样问：“来找施女士吗？”
蒲郁客气道：“我是阿令的表妹，想来看看她。”
“哦，这样啊。我帮你问问她现在在哪儿，你稍等一下。”
这一等就是大半辰光，蒲郁百无聊赖翻看摆在书店显眼处的日文书籍。经书一样，她只认得平假名（特训班时陈芸央着她强迫学的）。于是丢了书，留话说在斜对面咖啡店等。
等来的不止施如令一个，还有《申报》的路记者。他一说名字蒲郁便想起来了，最初写文章贬斥二哥的那位。
嚯，魑魅魍魉粉墨登场。蒲郁心想。
“来两杯咖啡。”蒲郁唤服务员，又问对坐的两位，“你们还吃点什么？”
“不用了。”施如令淡淡地。
她眉眼没太变，长发梳在背后。着一条豆绿小斜格纹长旗袍，外搭略深些的苔藓绿毛线开衫，整个春日复苏似的。
知识给了她新的力量。
蒲郁呷了口咖啡，起稿一篇艰深的学术论文般出声道：“我以为你不在上海。”
“我也以为你不在上海——”施如令迅速接腔，又顿了顿，“你怎么晓得联系我？”
这话是问怎么想起来联系她了，还是问怎么知道哪儿可以联系她的？
蒲郁答后者，“凑巧看到你登报的文章，问了报馆。”
“哦。”
蒲郁瞥了路记者一眼，看回施如令，“男朋友？”
施如令有点儿迟疑，但还是果断道：“朋友。”
路记者搓了搓手，挤出一个端着的微笑。就差把“我在追求她”写脸上了。
蒲郁回以礼貌的笑，依然把他当空气，问：“学业不紧张吗？怎么想到的回来的？”
“……有几位朋友要来上海，我在这里等他们。”施如令道。
“学校的朋友？”
施如令说不出为什么无法招架蒲郁的提问，索性一口气道：“我去年去了趟哈尔滨，结识了一些作家朋友，他们的文章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，不得不南逃。”
路记者补充，“萧军、萧红，你知道吗？”
蒲郁轻轻摇头。
“她不关心这些。”施如令小声道。
蒲郁道：“我是个裁缝。”
路记者点头，“阿令讲起过，她最时髦的衣裳都是你做的。”
“那是以前了。”施如令小声道，这次暗含让他不要再接茬的意味。
蒲郁说回方才的话题，“报馆有位姓周的记者对吗？顶活络一个人。”
“周记者？”施如令想了想，“不晓得。”
“你不是发文章吗？”
施如令不知怎么听出讽刺意味来，不悦道：“稿子交给编辑，又不同记者打交道。”
路记者忙出声打圆场，“你说的周记者是副刊社会部的吗？虽然我不熟悉，但你若是有事找他，兴许我可以帮你联系。”
“没有的，我碰巧收到了他的名片，还以为阿令认识，想着是个可以谈的话题。毕竟，好像我说什么都不对。”蒲郁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确无话可说了。
气氛冷却极了，路记者提议道：“不如晚上一起吃个饭吧？”语出即被施如令瞪一眼，彻底噤声了。
施如令意识到这举动太显眼，轻咳一声，道：“你呢？”
蒲郁道：“蛮好的。”
“吴二哥你还有往来吗？蓓蒂来信说瞒着吴二哥念了医学。”
“蓓蒂我也很久没联络了。”一个“也”字模糊地解了两个问题，蒲郁道，“真想象不出来她穿白大褂的样子。”
施如令适才笑了笑，“我们都不一样了。”停顿片刻，又喃喃道，“你也不一样了。”
“是吗？”蒲郁很放松地说，“阿令，我还是我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