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有一句话这么说吗?
难得胡涂。
可我不想,胡涂到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,一辈子浑浑噩噩,不清不楚地就这么结束了。
那真的是太悲哀了。
她说,分明是笑着的,却更像在哭泣。
薛夏是在夏天出生的女孩。
靠海的渔村,百户不到,上学得坐最早的一班公交到镇上去,约莫二十分钟的车程。
薛夏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,她是外公外婆带大的。
外公捕了一辈子的鱼,最大的资产就是一艘开了四十来年的旧渔船,外婆平常则待在家里,靠做手工艺贴补家用。
小时候,天才蒙蒙亮,外公已经起床准备要出海了,带着外婆做的便当,薛夏会在听到动静后迅速爬起来,一面揉着眼睛一面飞奔下楼,赶在对方离开前,和他道一声路上小心。
然后,外婆会把白粥盛在漂亮的碗里递给她,上面撒上葱花、蛋丝和几块卤到发硬的rou块。
接着,外婆会打开收音机,在薛夏吃早餐的时候,开始缝缝补补。
一天就这样开始了。
日复一日,直到薛夏小五那年。
外公和外婆说,他们要搬家了。
搬家?薛夏眨巴着眼睛。要搬到哪里啊?
镇上,咱们要搬到镇上。外婆搂着薛夏和她说:咱们这片地要被征收了,说是准备盖什么生态园区,唉不管怎么样,咱们小夏以后就不用赶着五点起床了,可以睡饱饱的哦。
这对小孩子来说,无疑是件大喜事。
然而薛夏没有表现出雀跃与兴奋,因为她能感觉到,外婆在难过。
那阵子,薛家小小的砖瓦房里,弥漫着一股散不去的忧愁。
薛夏隐隐知道原因,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两个老人。
她只能更努力念书,拿回来好成绩,试图让他们开心起来,而不只是在自己面前强颜欢笑。
那实在太令人难受了。
薛夏想。
在薛夏小学毕业那年,事情终于尘埃落定。
两年不到的时间,本来还有百来户的渔村,居民搬迁了七、八成,剩下寥寥数十户不愿意走,不过薛夏知道,一切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。
在将家具和行李全送上货车后,外公和外婆带她到海边走了一趟。
正逢夏天暑气最盛的时候,万里无云,日头高挂,外公骑着三轮车带她们走柏油路,好不容易熬到港口时,薛夏早已经汗流浃背。
可她不喊累,只是沉默地跟在两老后面,经过浅滩,来到外公已经准备报废,破旧到漆都掉了大半,零件也生出厚厚一层铁锈来的船上。
那时候,外公脸上的表情,薛夏一辈子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是一种怅惘,也是一种认命。
三人在船上吃了午餐。
是外婆亲手包的饭团,里面塞了满满的rou松和紫苏叶。
吃完后,薛夏走到甲板上。
她见到彷佛超人一样无坚不催的外公靠在外婆的肩膀,布满皱纹与晒斑的脸上有两行泪水,在酷暑的艳阳下,像是打在海面上的钻石。
亮极了也刺眼极了。
有什么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当薛夏意识到这点,也是她第一次对离别生出惧怕。
望海镇是看不到海的。
夏天的时候就算把窗户打开也吹不到海风,尝不到咸咸的空气。
这点让薛夏很不习惯。
她失眠了大半个暑假才适应。
后来,薛夏才知道,其实外公和外婆在镇上是有房的。
只是那房,在自己的母亲薛琳失去下落后,两人便没有再踏足过一步。
关于母亲,外公和外婆从来没有提过,薛夏只能从街坊的闲言碎语,和邻居茶余饭后的八卦中,拼凑出一个模糊的母亲面貌。
漂亮、聪明,从小到大都很讨人喜欢这些是正面的。
不孝、任性、不检点,勾三搭四这些是负面的。
薛夏有时候会疑惑,好像,小时候的母亲和长大后的母亲,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。
父母含辛茹苦地将薛琳拉拔长大,从不因为她是个姑娘而嫌弃,甚至夫妻俩还怕女儿受委屈,坚持不再要一个孩子,在民风保守,观念相对守旧的小乡村,没有儿子传宗交代,是很容易招人闲话的。
然而薛夏的外婆和外公将这些都扛了下来,而薛琳也没有让两人失望,成绩一直很好,甚至连大学,拿的都是全额的奖助学金。
那时候,除了少数一些嘴硬的亲戚,多数邻里都夸他们有福气,把闺女养得这么好,好日子还在后头。
谁能想到,当初被全村风光送进大学的薛琳,有一天会突然大着肚子跑回家,关在屋里不肯见人,等把孩子生下了后,又一声不吭地跑了,全然不顾家中老父老母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