侯大利道：“一方面破案有时就得靠运气，大家都是内行，这一点我不讳言。另一方面，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，没有准备，机遇真的来了，也会成为睁眼瞎。”
卢克英坐在后排，一直在留心听两人的对话，等两人停下来了，才道：“我全程参与了这三起案子的侦查，该做的，我们都做了，调查走访也非常细致。我个人支持侯组长的做法，没有新思路，要想破案确实很难。我有一个小问题，侯组长为什么要带队走访居委会，莫非认为居委会有可能得到最关键的信息？”
侯大利道：“程森、景红、赵代军、杨梅以及他们的家人有什么异常情况，居委会的同志比我们更清楚。”
卢克英锁了锁眉毛，没有再说话。湖州刑警支队侦办此案时，杨梅和景红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，因此支队将她们排除在外，没有深挖细查。他默想着两个女同志杀害丈夫的可能性，下意识地摇了摇头。
越野车很快来到居委会。
卢克英担任过多年的区刑侦大队副大队长，管着大案中队，与居委会经常打交道。他来到居委会时，一名中年女同志已经等在办公室了，她热情地招呼几位侦查员喝矿泉水。
居委会主任不是干部编制，实质上是政府各部门在最基层的延伸，政府的多数政策需要居委会落实。没有点儿本事，居委会主任很难坐稳这个位置。杨主任看起来不漂亮，就如寻常市井中的普通中年妇女，说起话来却头头是道，安排工作干净利索。
打了几个电话后，杨主任笑呵呵地道：“程森家和赵代军家都在我们的居委会，住在不同小区。我们居委会是湖州最大的居委会，共有五千多户，接近两万人，占了老城区的十分之一。我已经通知几个居民小组长和楼长，他们最了解程家和赵家。小组长和楼长都是治安积极分子，你们想问什么尽管问，他们知道什么都会说。”
社区民警也来到居委会，与卢克英打过招呼后，道：“我只熟悉程森，他就在我负责的辖区内。”
侯大利道：“程森和景红的夫妻关系是什么状况？”
社区民警想了一会儿，道：“我没有听说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，至少没有反映到我这里。”
杨主任道：“我们居委会设有调解委员会，等会儿也要来人。据我所知，程森和景红没有找过调解委员会。”
社区民警道：“程森为人本分，从来没有惹过事。他是做生意的人，逢人便是三分笑，偶尔喝了酒后，见到我更是傻笑，还非得让我抽烟。在一次扫黄过程中，我们抓到了正在接受按摩的程森。除了这一次，他几乎没有进过派出所。那一次扫黄，程森坚持不认为自己是嫖娼，因为他只是进行了手交，也就是俗称的‘打飞机’。这个到底算不算嫖娼，争议还挺大。不同地方的公安对此理解不一样，公、检、法对‘打飞机’的理解也不一样。我们后来就以罚款处理了程森。”
谈话间，陆续有人来到居委会。半小时后，赵代军和程森所住楼房的居民小组长、楼长，以及居委会调解委员会的老同志都来到居委会。
侯大利简要说明此行目的后，道：“今天我们过来和同志们交流，没有带什么框框，就想听一听大家对程森和赵代军两起案子的看法，包括两家人的家庭关系、朋友关系、日常生活中比较特殊的细节，都可以谈，越详细越利于我们破案。”
侯大利过来开座谈会，核心是调查景红和杨梅对丈夫和家庭有“冷漠感”的原因，但是，他没有把真实意图说出来，只是撒下了一只拦河网，希望能够在这只网中拦下一条大鱼。来参加座谈的人都是中老年人，他们有的是熟悉程森家庭的，有的是熟悉赵代军家庭的。
第一个发言的是个啰唆的老头儿，说的是车轱辘话，没有啥价值。
卢克英出去上厕所时，社区民警跟了出去。
社区民警递了一支烟给卢克英，道：“省里的专家都很年轻啊，和我想象的不一样。”
卢克英道：“嗯，确实年轻，侯组长是整个命案积案专案组中最年轻的。”
社区民警道：“他们破得了这三起杀人案吗？我感觉他们使用的办法也不神奇，让一群老太太、老大爷开会，有什么用？如果他们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”
两人抽了烟，回到办公室，第一个发言的老同志仍然在发言，不过已经离题万里。侯大利没有打断老同志的发言，听得很仔细。居委会杨主任终于忍不住了，打断了老大爷的发言，道：“大家发言围绕着赵代军和程森的家庭情况，别扯其他的事情。”
老同志又讲了几句，这才道：“赵代军的事，我就不讲了，你们说嘛。”
第二、第三个发言人讲的事情都没有什么价值。
第四个发言人是一位老年妇女，她口音很重，牙齿又掉了几颗，说话漏风。侯大利全神贯注地去听，才能听懂一部分。
老年妇女神情很激动，道：“程莽子硬是该挨雷劈，三天两头打自己的老婆，下手好狠。我有一次亲眼看见，硬头青（一种竹子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