莫安安磨破嘴皮子没做到的事,莫康一通电话便搞定了。
第二天,莫母主动要求去做检查,见了莫安安,她忧心忡忡说:康仔劝我,记性差可不行,以后没法带孙子,我思来想去,是不好耽搁,还是趁早去医院看看吧。
莫安安对这样的差别待遇已见怪不怪,心平气和地说好。
敖衡这天出差,通过电话给莫安安推荐了三家医院,一家是他做大股东的私人医院,名气很响,服务上乘,只是收费咋舌。莫安安听敖衡说你不需要考虑费用,想也不想便拒绝了。他便又推荐另外两家公立医院,说从院方领导到专家都和他有交情,可以帮忙预约。莫安安认为这点人情在可接受范围之内,便请敖衡联系了距离更近的一个。
上午先是看诊,医生知道是敖衡介绍来的,态度格外友好,看莫母有些紧张,还特意做了自我介绍,说此前他在日本和美国都做过专项研究,对这方面诊断很有经验,让莫母放松心情。接着问了莫母一串问题,都不难,大致就是她平时饮食习惯怎么样,头部有没有受过伤,平时做不做锻炼等等,莫母不光答出来了,而且答得很流畅。到后来不再紧张,甚至开始反问医生平时有什么可借鉴的锻炼习惯。
诊室内气氛十分平和融洽,莫安安和莫父互递一眼,都觉得稍稍放下了心。
别人的锻炼方式不一定适合自己,你跳广场舞的习惯就很好,以后可以继续保持。医生拿笔在简历上潦草写了几划,和煦地说,还有几个小问题,聊完就结束了。
莫母笑着说:问吧,我最不怕的就是聊天,没人聊还着急呢。
开头我做过自我介绍,还有印象吗?医生问。
莫母点头:有的。
介绍中提及了两个国家,医生说,现在能重复一下,分别是哪里吗?
问得猝不及防,但很简单,莫安安在心里立刻叫出了日本和美国。再看莫母,她脸上却由嬉笑转成了茫然。
医生戴着口罩,抬头瞥了莫母一眼:想不起来了是么,没关系,有时可能没太留神听,正常的。现在给你点提示,我们再回忆一下德国?法国?美国
医生观察着莫母,每个词都说得很慢,好像这问题需要长久的思考才能答得上似的。念到美国最后一个国字,空了两秒,莫母仍张着嘴没有反应,不等医生再念下一个,站在一旁的莫父着急道:你长两个耳朵是摆设么,没听医生刚才说美国?
医生停下笔,目光严肃:家属请不要干扰诊断,如果做不到,麻烦出去。
莫父立刻噤声,将嘴巴闭得紧紧的。
莫母飞莫父一个白眼,对医生讪笑笑:美国,是美国。我刚想起来了,正要说呢,都怪他打岔。
医生嗯了一声,下一个问题,他撕下一片纸,递给旁边助理:刚才我们聊了很多,包括你的身体情况、锻炼方式和饮食习惯,来回忆一下顺序吧,我们先聊的哪个?后聊的哪个?
莫母不笑了,隔了一会儿,才试探着问:好像是广场舞?看医生没反应,又说:哎不对,先聊的是那个,是她转过头,望望莫父,又望望莫安安,仿佛指望在他们两个脸上瞧出答案。
医生没等她说完,从助理手中接过就诊卡,推了过去,看向莫安安:去吧,带你母亲去做核磁共振和血检。
检查一项项做过去,然后是等报告,这是个漫长而煎熬的过程。守在报告机前的人有很多,由于座位有限,大部分人都干站着,远远看去,好像非洲草原上一片片群立的狐獴。中午夏衍仲也来了,打包了醉蟹和其他小吃,但没人吃得下。莫安安对那些东西一指头也没碰,去自动售货机买了瓶凉水,喝下权当是午饭。
到下午两点多钟,莫安安和莫父拿着两份报告单敲开了同一个医生的门。
检查的结果和报告单上文字说明一致,一切正常。
这并非好消息,因为在宣告这一点的同时,医生还告诉他们,莫母表现出了明显的散发性记忆障碍,既然大脑里没有肿块、没有中风,血检也无异状,必然存在其他没查出来的问题。
他说这些的时候翻动着莫母的病历本,叹了一声:太年轻了。又问了敖衡那晚问过的同一个问题:她的父母或者其他亲戚里,有没有谁出现过同样的病症?
从进门到出门,只用了短短十几分钟,莫安安的希望已经所剩无几。尽管医生尚未下诊断,她已经在心里认定,十之八九,母亲的病就是老年痴呆。
第二天的检验项目是脑部PET,到手的检查报告沉甸甸的,印证了莫安安的猜想。
两天的就诊奔波劳累,做完检查莫父陪莫母回酒店休息,取报告时莫安安是独身一人。从医生诊室出来,她像没睡醒似的,木然地踱步到了住院部的小花园。
天凉,院子里很冷清,只有一个瘦削得像细面似的男患者,挂着尿袋,在鬼鬼祟祟地抽烟。听见有人走近,他呛得咳了两声,慌张地把烟头踩灭。定睛看清来者不是督查抽烟的护士,男人依依不舍地瞅瞅地上还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