负责督刊的太监们核对时发现其中有纸张装潢颠倒，便上报了司礼监，魏彬也是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专门跑了趟内阁，毕竟书是你们编的，怎么更定顺序也该由你们来，可巧，这一日李东阳不在内阁当值，焦芳认为自己不是总裁，问责也轮不到他，王鏊更是看见内官便不顺眼，这二位言语间便有些怠慢，这可让魏公公那柔弱的小心灵受了莫大的创伤。
“何止！”魏彬咋呼道，“书中字划浓淡不均及差讹等足有百余处，本想着不与这般大头巾们斤斤计较，可他们也太不把万岁爷的编书旨意当回事啦！”
总之一番波折，这套全书九十二卷，记事起自伏羲，终于元末的《历代通鉴纂要》，终于在正德二年告成了，随即交付内府刊刻，这期间却出了岔子。
事府、太常寺、左右春坊等衙门官员担任纂修官，同时调集大量文臣为誊录，可谓声势浩大。
只当了一年皇帝
不提伤春悲秋的闺女性和酸水直冒的秀才性，单只太监性儿便不可捉摸，戏台上看到悲情处经常恸哭失声，多泪常颦，平日里又喜怒无常，任意闹事，但若和你看对了眼，常常又是‘头也可割与人’。
说句实在话，大明朝的这帮文官们倒也不是在编书时憋着坏成心想犯错，只不过历来他们习惯性地不太把老朱家的事当回事而已。
这帮文官们赶上了好年头，要是活在‘清风不识字’的大清盛世，怕是连祖坟都被人刨干净了。
这类人身体残缺，又最在意别人眼光，内阁的二位阁老一时礼数不周，旁人或许没觉得是甚大事，对魏彬来说简直和踩了尾巴一样，急匆匆地就跑过来向刘瑾告黑状。
素来以勤政出名的永乐皇帝，五征漠北，大部分时间在马背上过，不可能整日在奉天门上朝，朝会的政事属性已然淡化，“百官有事奏者，以次入奏，无事者退治职务”，晚年多疾更直接把政务交由太子处置，朝会基本算是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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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扯远的，就说而今这位小皇帝吧，他的年号是根据《尚书·大禹谟》里“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惟修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、惟和”取得，看起来颇有深度，可惜不但重了大理、西夏的年号，还和唐朝岐王李业之子李珍密谋作乱时的年号雷同，内阁三公和礼部官们根本就没有细细考证，素来与内阁不睦的马文升考察科道官时直接出题‘宰相须用读书人’，就是暗讽此事，当然嘴炮一时爽，马文升的结果很悲催，刘大夏与何天衢联手弹劾他能这么顺利，内阁的几位起了多大作用就不须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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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百六十一章·醉翁之意
这些自然是后话，而今的焦芳也不知道，只是因为今天上班时少陪了几个笑脸，又会在朝堂上掀起一场怎样的风波……
别说编书了，就是定制年号这等一朝大事，从明初到明末，都是一直在糊弄着来，永乐爷的年号南宋那位方腊方大教主就用过，这不是打着朱老四的脸告诉他是反贼么；明英宗夺门之变复位多不容易，文臣给上了个‘天顺’的年号，大元天顺帝阿速吉八的骨头才凉了几年啊；至于小木匠的年号重了几个朝代就不去说了，其中有一位还是和朱八八一起夺天下的徐寿辉，可李白的‘明断自天启’总该有所耳闻吧，也只能说
明人有俗语称：三个性儿，不要惹他。所谓三个性儿，分是闺女性儿，秀才性儿，还有便是太监性儿。
经历了正德元年的那场折腾，刘健、谢迁回家抱娃了，李东阳顺势接任总裁官，焦芳位居其后，不过焦老大人对这事不太上心，他更在意自己做总裁的《孝宗实录》，被压制了这么多年，笔杆子好不容易握在手里了，焦阁老想以笔做刀，报复的人多着呢。
正德二年，七月初一，朔日大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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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皇帝饱受后人非议的一项罪名便是‘懒朝’，被说成怠政昏庸的表现，与之对比的便是我大清的历代勤勉圣君，好像做皇帝的每天早起接受百官磕头便可君明臣贤，天下太平，实际上皇帝每日坐朝，接见百官，亲断庶政，恰恰是大明朝开创的，而且明朝不只有早朝，还有午朝（晚朝）的。
朱元璋废中书省以后，政事散于六部，皇帝亲身坐朝，事事过目，除了朝参官员，还召来各地耆老、人才、学官、儒者，将官子弟年纪稍长者，皆令“随朝观政”，“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”，朱元璋坐在门上，亲“试文辞，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”，往往一语相得，即予优擢，用人“面选者多”，官员犯法，也常“面责而处之”，这样的早朝听政带有洪武皇帝浓厚的个人治国色彩，后代子孙想学也学不来。
“只这一处错漏？”听完魏彬的小报告，刘瑾眼皮微抬，轻声问道。
大明朝的文官们不学无术、随便应付皇帝已经习以为常了，可大明朝有文化的太监们自觉总该要点脸，替主子辩驳一下，于是天启朝的内监汤盛写了一本《历代年号考略》，明白指出：本朝年号十六，而误重前代者五，实词臣失于参考之过。